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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看青海--青海频道--人民网

2019-09-23 00:37 来源:网易

  人民日报看青海--青海频道--人民网

  中共十九大召开,俄总统普京发来贺电,并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对十九大作出积极评价。交流的灵感,互动的火花,在这里久久回荡。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日本上智大学、一桥大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后藤·安田纪念东京都市研究所、日本综合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以及朝日新闻社、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近30位专家学者与会。相关内容如下: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月访问中国,美方表示要为未来五十年美中关系作出规划,请问发言人对于未来的中美两军关系有何期待?任国强:前不久,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明确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我们与各国的交往合作越来越紧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彰显。近期有关美联储是否加息的问题受到全球高度关注。

  同时,也要将我们自身的政策调整好,从容应对。而平溪之所以受到欢迎,不只是天灯,更要归功于平溪的极具特色的山城美景及历史人文,以吸引更多人认识平溪这块美好的土地。

其次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

  第二,中国还不是很多重要的能源治理组织的成员国,在能源治理方面的话语权比较缺失。

  “习近平总书记在索契看望中国代表团时曾说过,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厄尔尼诺是指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温度变暖这一反常的自然现象,它通常会让美洲降雨增加,西太平洋和非洲西岸干旱。

  论坛期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执行主任和黛博拉·艾森曼,将分别代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签署《中美合作推进“一带一路”项目调研》谅解备忘录。

  在“全球治理的焦点问题”议题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周绍雪指出,气候变化只是全球治理迈出了第一步,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过程。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将出席库钦斯基斯总理主持的所有正式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签字仪式、欢迎宴会等,还将会见韦约尼斯总统和穆尔涅采议长。

  当前中日关系出现改善势头,但仍面临不少挑战。

  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绿色生活,则指的是绿色健康的生活和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

  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日本《每日新闻》称,“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全会公报确认了中共今后将继续开展反腐斗争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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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住宅乱象根源在于用地 解决关键在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9-23 10:3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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